路過建筑工地，我總要多看幾眼那高高豎起的塔吊。而每次看到它，我就會想起那只缺少了中指的右手。

 

那只殘手的主人叫李某，是位農民工。翻開他的訴狀材料，作為證據的照片上，一只沒有中指的右手赫然在目，我心里不由得揪緊了。

 

案件如期開庭，李某到庭講述了事情的經過。2009年3月，李某受雇于包工頭唐某，參加某余熱發電項目的土建工程施工。同年8月的一天上午11時左右，根據唐某吩咐，李某站在約9米高的墻上，打手勢指揮塔吊運送水泥砂漿。由于吊斗在運送過程中被大梁卡住，李某遂打手勢讓塔吊操作員停止操作，同時，用右手去推動吊斗的鋼絲纜繩。不料，纜繩繼續轉動，將李某的右手緊緊夾住。隨后，李某被吊車懸空吊起，又被重重地摔到地面。

 

“你不曉得有多慘啊，梅法官。我被吊起來后，吊車還不曾停，我是被甩到墻上才掉下來的，半邊身體都被擦得血肉模糊。到醫院以后，當聽到醫生說我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都斷了的時候，我心都涼了。”說到這兒，已年過6旬的李某還是忍不住渾身發顫。

 

“我住院后，唐某一共只支付了1萬多元的醫療費，以后就不聞不問了。由于沒錢，我不得不中斷治療。今年4月，我發現右手中指潰爛，疼痛難忍。我借錢到醫院檢查，說指骨已經壞死，保不住了，只能切除。你說，我們農村人沒有手可怎么辦呢？”李某盯著被告，恨恨地說，“我去建筑工地找唐某索要醫療費用，先后找了有幾十次。他不是避而不見，就是以暫時沒錢搪塞，我真是實在沒辦法才起訴他的。我也不要多，只要他賠償我各項損失6萬多元。”

 

被告唐某頗不服氣：“塔吊那么高，操作員一時半會根本看不見他做的手勢。況且，李某自己在操作中也有不當，再怎么說也不能直接用手去推纜繩。現在出了事，就全賴到我頭上，我也很冤枉啊。再說，我已經墊付了那么多，夠對得起他了。”

 

看著李某花白的頭發，再想想他那只缺少了中指的右手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李某確實可憐，到老還少了根手指，真令人同情；不過，唐某說的也有道理，李某也有一定的責任，的確不該全由他來埋單。

 

我想，還是先進行調解，看看雙方態度如何。

 

雙方都同意調解。不過，在賠償的數額上，雙方又產生了分歧。李某要求唐某至少賠償4.3萬元，而唐某只同意賠償3.8萬元。

 

眼看雙方僵持不下，我便分頭做工作。我先給李某算了筆賬，他索賠的費用中能核準的是5.7萬余元，如按對方承擔7成責任算，差不多就是4萬元。李某認可了我的說法，同意按此數額調解。

 

做通了李某的工作，我轉頭去做唐某的工作。我心里想得挺好：堂堂一個包工頭，唐某總不至于為2000元那么計較吧？

 

不過，讓我始料不及的是，唐某態度堅決，只能3.8萬元，多一分都不行。我勸了很久，還是無濟于事，只好再次將雙方召集到法庭上。

 

聽說唐某只肯給3.8萬，李某一下子站起身來。他抖抖索索地抬起右手，脫下了一直戴著的手套。我倒抽一口涼氣：那是一只怎樣的手啊！食指奇怪地彎曲著，中指缺失的地方尤顯突兀，而其他手指也或多或少地變了形。捧著殘缺的右手，李某突然痛哭失聲。

 

 “4萬元能買到我的手指嗎？指骨粉碎性骨折，沒錢治又發了炎，鉆心地疼，碎骨頭一點點地往下掉，哪是人過的日子？”李某泣不成聲，“現在就4萬元你們都不肯給，我的苦到哪里去說？”

 

聽著他凄慘的哭聲，我心里一陣酸楚：都說男兒有淚不輕彈，不是真正有苦處，李某決不會在眾人面前如此失控。我抬眼看向被告席，被告人雖沉默不語，但看上去不再像此前那么強硬。我想，打鐵得趁熱，還是得再做做被告的工作，說不定有轉機。

 

我再次找到被告唐某，仔細對他宣傳法律規定，告訴他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致人損害的，雇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。這次，唐某不再堅持：“梅法官，你不用再勸了，我同意你的調解方案。”

 

雙方在調解協議書簽字捺印后，我長長地舒了口氣。想想李某臉上重新浮出的笑意，我倍感欣慰，真希望他遠離痛苦，不再悲哀。